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这些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书名了，内容完全不得而知。清代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 馀种、８万馀块。

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

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

部分被销毁的史料名册！

“军”字头：

《军器图说》，《军中遗稿》

“经”字头：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明”字头：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皇明”字头：

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

《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

《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

“甲申”字头

此类字头，全部禁毁

《朝鲜征倭纪略》

禁毁

满清查禁，但“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

《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淫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

《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近年来，一些满遗分子，对其真正性提出质疑。

但诸如《明季南略》多众多其他资料、甚至满清自己的《扬州志》，和现存的满文档案，都证明了大屠杀的存在。

明末吴嘉纪《过兵行》，也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写下这首诗的吴嘉纪，其著作在满清时代，也是查禁对象。今天得以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近乎奇迹。

满清篡改文献的几个例证：

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满清《四库全书》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满清将“膻腥”改作“凋零”。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四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

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

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

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人胡编出来的。

满清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可满清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仅此一项可以窥见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时间之早。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
　　　　
　　　　“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而明朝的“定辽大将军”的铸造技术却被誉为可比1860年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
　　　　
　　　　而后来《天工开物》在全国绝迹，与之相对应的是满清封舟一代不如一代：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丈,宽2.8丈,深1.5丈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明朝末期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而若用俞大猷（1503-1580年）《洗海近事》中记载的：“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的吃水深度来要求，那么这些满清封舟都将成为潜水艇或半潜船。由此可见，满清时期的倒退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明朝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为六个型号：
　　　　　　
　　　　　　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
　　　　　　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
　　　　　　三号哨船；
　　　　　　四号冬船，也叫海沧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
　　　　　　五号名鸟船；
　　　　　　六号名快船。
　　　　　　
　　　　　　而到了清代，主力战船成了鸟船、赶缯船，据《皇朝通典》记载，这些船的身长约在七丈到十丈之间，即20米到30米之间，宽6米到7米之间，深2米到2.5米之间，排水量算下来就在100~150吨左右，也就是说满清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仅排到第5号。
　　　　
　　　　也难怪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而其实那艘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然是明朝火炮……
　　　　
　　　　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满清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居然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奴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直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需要说明的是东西方是各自独立制造的开花弹，明朝的开花弹是自己研制的，故应为“中国有利器三百年矣”））……这一切实在令人费解，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好歹也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啊，难道真是“清风不识字”吗？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明朝时期就翻译过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还有《坤舆格致》这种全面介绍矿藏知识的典籍，可张之洞居然在引进冶炼设备的时候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
　　　　
　　　　这就是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明朝在同一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官方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西学，研究西学，翻译也是高峰，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可惜在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蛮族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
　　　　
　　　　 “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